受賄犯罪案件的訊問筆錄，是審查調(diào)查人員為查明案件事實，以問話的方式對被審查調(diào)查人開展調(diào)查工作而形成的書面證據(jù)。較之于一般刑事案件，受制于犯罪行為的非現(xiàn)場性，職務犯罪的調(diào)查工作對言詞證據(jù)的依賴性更為突出。因此，訊問筆錄的質(zhì)量直接影響案件質(zhì)量。以職務犯罪中最為常見的受賄罪為例，提高訊問筆錄質(zhì)量，就要緊緊圍繞受賄罪構成要件，突出“三個反映”。
一、反映職權。受賄犯罪的本質(zhì)在于權錢交易，故行為人若沒有職權（含職權形成的地位及影響，下同）或沒有利用他人職權，就不能認定為受賄犯罪。
通常情況下，職權是建立于職務之上，沒有職務便沒有職權，因此筆錄中要優(yōu)先反映職務。例如，規(guī)劃局沒有辦理房屋產(chǎn)權登記的權力，房管局沒有變更房屋建設規(guī)劃的權力，故規(guī)劃局局長是基于規(guī)劃局對相關規(guī)劃的審批權限而擁有主管、負責等職權，房管局是基于房屋產(chǎn)權登記、測量等審批權限而擁有具體的職權。
行為人是否具備相應職權，系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職務犯罪的關鍵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視之處。實踐中，查辦受賄犯罪常常集中于查明財物的來龍去脈，瀆職犯罪常常集中于查明損失后果，而疏于或粗于查明職權作用。常見問題表現(xiàn)為：有職務，但未證明有職權，行為人雖然有具體職務，但其職權被他人取代，形同虛設或在其任職期間，因出差、病休等原因而未履職等；有此權，未證明有彼權，行為人具有負責或分管某項事務的職權，但請托人利用的并非行為人自己的職權，而是他人的職權；曾有權，未證明仍有權，行為人曾分管或負責某項事務，但其后因職務調(diào)整或分工調(diào)整而無權行使該職權。
二、反映謀利。直接受賄分為兩種情形，一是以權索取財物，不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；二是以權收受財物，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。關于如何認定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，應按照“兩高”《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十三條的規(guī)定，既要證明權錢之間的對價關系，亦要排除正常禮尚往來，特別是認定“承諾謀利”時，更要突出是否排除禮尚往來的情況，以證明權錢交易的本質(zhì)。要突出職權行使，以事實為根據(jù)，查明是否存在以權謀私、權錢交易等事實。行為人有職有權，但尚需證明該職權是否系其履行的，是否有他人越權行使的可能性。
三、反映犯罪合意。行受賄是相對的雙方，在認定受賄犯罪時缺一不可。在送、收雙方都未明確表態(tài)或有一方未能配合作出供述及證言的情況下，更需強化反映犯罪合意。要通過訊問受賄人，查明其主觀上對他人行賄意圖的認識，證明受賄人收受財物的意思表示及行為。要通過詢問行賄人，查明其主觀上行賄的意圖及具體表示，印證受賄人收受意思表示及行為。要通過詢問第三方、調(diào)取相關證據(jù)，印證收、送雙方關于權錢交易的合意。
要突出對價關系。在行賄、受賄犯罪行為中，實質(zhì)是權錢交易，即權與錢存在對價關系。這種對價關系，既要符合當事人自己的心理預期，也要兼顧一般人的常識。如，受賄人的權力僅能為行賄人謀取10萬元的利益，但行賄人交代基于此而送給受賄人100萬元，明顯不合常理。受賄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，但其供述收受的事由竟是多年前讓行賄人受益并不多的謀利事項，也屬不合常理。之所以出現(xiàn)這類情況，一是沒有準確找到對價關系，二是未在筆錄中準確體現(xiàn)出來。
